因此,本文旨在顺利获得关键人物访谈、文献梳理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技术评价指标,基于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全球各大洲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典型脆弱区实施的主要技术进行梳理和评价,并进一步基于文献资料顺利获得内容分析法对比分析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为技术遴选给予参考依据,促使生态治理和修复的长效运行。
本文在召开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时充分考虑了以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区域,结合数据可取得性,共选择了66个案例区进行数据搜集与AG旗舰厅在分析,涉及5个洲33个国家,其中:欧洲包括奥地利、德国等7个国家8个案例区;非洲包括莱索托、埃塞俄比亚等5个国家5个案例区;北美洲包括美国和加拿大2个国家4个案例区;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个国家2个案例区;亚洲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等17个国家47个案例区。
针对上述66个案例区,采取面对面和线上问卷方式,对国内、外相关专家进行调查,获取调研数据。问卷主体内容包括退化区名称、地理位置(包括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水土流失退化驱动因子(包括自然、人为)、现在实施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名称及应用评价打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技术需求等;调查过程(见表1)具体描述如下:
本研究共回收问卷159份,有效问卷146份,有效回收率为91.82%。其中国外有效问卷71份,涉及日本、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挪威、西班牙、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40个案例区;国内有效问卷75份,涉及26个案例区。
问卷调查过程中,邀请专家采用Likert5点量表打分法对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应用效果进行打分,分值范围为0~5(见表3)。此外,本文按照技术打分结果进行分级,分级标准如下:1、2级为低分,3、4为中等,5为高分。
综合指数可以表征治理技术的效果,是能够定量反映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技术治理效果的指标。本文以技术评价指标为基础,将综合指数界定为技术在5个维度的得分与AG旗舰厅在理想状态下满分的接近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当前典型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45项(见表5),其中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多样化种植、飞播种林/草、林分改造等10项,工程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蓄水库、谷坊群、废物回填等17项,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农林间作、复合农业、保护性耕作等9项,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以草定畜、围栏封育、舍饲/半舍饲养殖等9项。
从不同大洲来看,亚洲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37项,其中生物类、工程类、农作类和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分别有8、12、8和8项,主要包括多样化种植、蓄水库、农林间作和以草定畜等。非洲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8项,其中石堤、地下排水系统等工程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应用最为广泛,其次是农林间作和保护性耕作等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生物类和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应用较少。欧洲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14项,其中以工程类和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应用为主,主要包括水资源处理/利用、休耕/少耕/免耕等,物种选育、人工造林/种草等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由于应用难度较低、适宜性较高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北美洲和大洋洲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分别有7和4项。此外,同一技术可用于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治理中,如农林间作技术被广泛运用到亚洲、非洲和北美洲等不同区域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中。
在现在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中,工程类和生物类技术占据主导地位,两者占比分别为38%和22%。虽然工程类技术数量的占比最高,但由于应用难度较高、成熟度较低导致其综合指数(0.80)略低于生物类和农作类技术(0.81)(见图1),从不同技术角度来看,蓄水库、废物回填2项技术的综合指数≥0.85且成熟度和适宜性较高(见表5),而截水沟技术由于应用难度较高导致综合指数得分较低,应用此技术时应结合实际条件和治理需求慎重考虑。
生物类技术的综合指数最高为0.82,且得分较高的生物类技术(28项)远多于得分较低的技术数量(10项)(见表6),说明生物类技术的治理效果普遍较好,应用相对合理。从推广潜力的角度来看,得分较高的生物类技术(9项)数量远高于得分较低(1项)的生物类技术数量,说明当前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推广潜力较高,如人工造林/种草[41,42]、植被管理/保护[43-45]技术已经在24个典型脆弱区被广泛采用。从应用难度的角度来看,生物类技术的得分均较低,表明在应用生物类技术治理水土流失时还存在一定难度,在日后实施时应从实际需求出发配置难度适宜的技术组合形成长效技术模式,以便充分发挥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此外,在成熟度、效益和适宜性3个维度的高分技术数量均多于低分技术数量,说明生物类技术的成熟度和适宜性较高,产生的效益较好。从不同技术的角度来看,多样化种植、防护林/缓冲林、飞播种林/草、林分改造和人工造林/种草5项技术的综合指数均≥0.85且在3个维度的得分均较高(见表5),在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推介时可优先考虑。
其他类和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数量的占比均为20%,其他类技术由于推广潜力小、效益和适宜性较低致使综合指数最低为0.79,表明其治理效果有待提高。农作类技术由于成熟度高、效益好导致其综合指数较高为0.81,其中农林间作、复合农业、保护性耕作3项技术的综合指数均≥0.85,且在3个维度的得分均较高(见表5),在需要遴选农作类技术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时可优先考虑以上3项技术。
综合来看,农作类和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得分普遍较高,应用相对适宜,其他类和工程类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遴选和推介时可优先考虑蓄水库(工程)、农林间作(农作)、复合农业(农作)、多样化种植(生物)、防护林/缓冲林(生物)、飞播种林/草(生物)、林分改造(生物)、坡改梯(工程)、保护性耕作(农作)以及人工造林/种草(生物)10项技术。
为进一步对比相同技术在不同国家水土流失治理中的效果,以综合指数>0.85且至少在两个国家应用为依据,筛选出防护林/缓冲林(生物)、林分改造(生物)、人工造林/种草(生物)、蓄水库(工程)、农林间作(农作)、复合农业(农作)、保护性耕作(农作)7项关键技术,对其效果进行分析。
防护林/缓冲林技术可有效降低近地面风速,提高植被覆盖度,并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已被广泛应用到不同国家水土流失区治理,但应用效果有所差异(见图2a),如何科研地筛选出适合当地气候的优势树种进行优化配置,提高树种存活率是该技术应用的难点(见表7)。其中,防护林/缓冲林技术在埃塞俄比亚水土流失区的适宜性和成熟度较低,更关注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在莱索托和中国水土流失区的适宜性和成熟度较高,例如三北防护林是世界最大的防护林生态工程,其不仅提高了北方风沙区的植被覆盖度,还顺利获得增加就业人口、扩宽就业渠道等形式增加了农牧业和旅游业从业者的收入,2017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带来的总净效益增量为461.67×109元/年[48]。马来西亚实施该技术4个月后土壤沉积量可达到0.137m3/m2[50],具备较高的成熟度,但有些地区移栽幼苗的死亡率高达70%,存活幼苗仅30%,适宜性较低[50,66]。
林分改造技术实施后可增加植被覆盖度,改善小气候和土壤状况,哈萨克斯坦北部实施该技术后显著改善了土壤状况,阳离子交换能力、活性酶分别提高了16.17%和25.74%[42],效益和成熟度均较高,修复效果显著(见图2b)。中国实施该技术后土壤有机质可提高43.96%,植被覆盖度可增加10.95%,且治理区温度比其他区域降低了近1℃[41,67],推广潜力和适宜性较高,但不同树种混交的修复效果差异较大,成本较高,应用难度较大,效益和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人工造林/种草技术顺利获得提高植被覆盖度改善土壤质量,遏制水土流失开展态势。中国典型水土流失区在该技术实施后,土壤含水量的最大增幅可达到244.90%,草地产量可增加1.8~4.3倍/hm2,输沙模数可降低至6000t/km2以下[52-54],而在印度尼西亚树苗存活率平均值仅为40%,需要顺利获得嫁接、插枝繁殖手段提高树苗存活率,但技术难度较高,所需时间较长导致技术的适宜性、效益和成熟度较低,育苗成本较高,具有一定应用难度[55](见图2c)。
农林间作技术已在巴勒斯坦、斯里兰卡和加拿大等国家广泛应用,且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技术实施2~3年后巴勒斯坦水土流失区土壤水分流失量减少了34%~89%,水土流失量减少了45%~94%[59],推广潜力、效益和成熟度均较高(见图2e),但间作宽度会影响修复效果,因此确定合理的间作宽度并配以适宜树种是技术成功实施的关键,其所需的技术含量和成本较高,导致应用难度较大,适宜性有待进一步提升。2016-2018年斯里兰卡水土流失区实施农林间作技术后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磷含量和总交换性钾含量分别提高至22%、20%和69%[60],同时农作物(茶叶)产量也提高了13%~21%[61],适宜性和效益均较高,但推广潜力、成熟度较低,成本高,应用难度较大(见图2e)。加拿大采用、树种移植的方式进行间作,其中红橡和糖枫树移植存活率可高达100%[68],效益和成熟度较高,但63%的硬木和55%的杂交杨树由于树干分叉、冻裂和树干倾斜等问题导致适宜性和推广潜力较低,生产力不稳定和应用难度较大是当地农户是否采用该技术的主要障碍。
复合农业技术在农牧交错带以及干旱/半干旱生态环境脆弱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外均注重技术实施后退化区土壤微量元素、循环以及产量的变化。例如2016年技术实施后,可有效提高中国典型脆弱区地表水中氮(14.76%)、磷含量(15.52%),促进植被生长,提高产量,同时还可降低径流中氮磷损失的潜在风险(可减少2.25kg/hm2)[62],适宜性和推广潜力较高(见图2f)。日本施用1.3gNpot(-1)剂量的堆肥污泥,追施经处理后的城市污水,水稻产量提高了27%,蛋白质含量提高25%,且没有重金属(胶质)在籽粒和水稻土中积累的风险[63],效益和成熟度较高(见图2f)。
本文综合考虑适用范围、适用成本、使用效果、技术扩散、应用障碍等方面,基于技术推广潜力、应用难度、成熟度、效益以及适宜性5个维度构建了综合指数模型,评价了全球66个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建立了区域间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统一度量体系,可为后续横向对比不同区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给予量化依据和理论参考,但现在暂未考虑5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后续可根据生态技术需求、地域针对性等因素进一步优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以便优化生态治理技术的筛选配置和适宜推介[16,21]。
我们发现由于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致使不同退化类型的表现形式和驱动力呈现出空间差异性,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应用的效果不同,同一技术在不同区域应用的效果也存在差异性。造成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应用效果不同的原因可能包括实施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开展水平、技术本身属性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取决于实施区域的时空尺度范围,由于实施区域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跨越较大,包含的退化类型以及导致退化的驱动力较为复杂,因此会出现同一区域因不同程度退化而采用不同技术以及不同技术组合配置的现象,从而引起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治理效果的差异性,如胡金娇等[52]对治理青藏高原沙地的围栏封育、布设高山柳沙障、布设高山柳沙障+种草3种生态恢复技术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围栏封育适用于轻度沙化草地,而重度沙化草地的生态恢复需采用植灌和种草结合的模式,可见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应用的效果不同;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成熟度、适宜性以及应用难度等技术本身的属性,不同技术由于开展阶段、演化进程等都存在差异性[23],导致不同的技术体系完整性、稳定性和先进性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会导致实际应用中的治理效果不同。同一技术在不同区域应用效果的差异性可能是受到实施区域开展目标、立地条件、经济需求、政策法规配套、公众意识以及技术本身的应用难度、成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产生的结果,如Bai等[25]、Toosi等[75]、Helman等[76]对淤地坝技术的治理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以色列和伊朗等不同国家的应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已有研究表明水土流失防治及管理要求、技术实施后期的管理和维护,以及技术使用者的技能素质等都会影响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的长效稳定发挥[24,77-79]。
因此,水土流失治理不能忽视地区差异,技术实施时不能直接复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情况、社会经济开展水平、公众意识和实际需要进行技术本地化。在技术引进时应从退化原因、实际需求、现实条件出发配置适宜长效的技术及模式,按照最大限度保留和维持原有生态系统自我调节、修复、平衡的原则,最小限度匹配人工修复措施,设计具体修复方案,以便提高最佳技术及技术组合的推广和应用价值。同时加强对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和管理培训并健全技术管护机制,确保技术人员能够根据水土流失发生特点、防治原理筛选相应技术及技术组合配置,保障水土保持效益的稳定输出。
本文在系统梳理全球范围内典型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基础上,构建了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并顺利获得内容分析法对比分析了不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主要结论如下:
1.当前国内外典型生态脆弱区普遍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45项,其中生物类、工程类、农作类和其他类技术分别为10、17、9和9项,治理技术由工程类和生物类主导,两者占比达60%。
2.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综合指数最高为0.82,其次是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0.81)。工程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由于应用难度较高、成熟度较低导致综合指数略低。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推广潜力较小、效益和适宜性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3.蓄水库、坡改梯、多样化种植、防护林/缓冲林、飞播种林/草、林分改造和人工造林/种草、农林间作、复合农业、保护性耕作10项技术的综合指数均高于0.85,技术实施效果较好。因此,在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遴选和推介时可优先考虑。
综合来看,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具有地域针对性、退化问题针对性的特点,受区域社会经济开展水平、公众意识等因素影响,同一技术在不同区域的治理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进行技术推介和引进时,应在分析当地退化驱动力基础上,结合实际治理需求和现实治理条件配置相应技术及技术组合模式,以便保障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的稳定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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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载自《资源科研》2025年第3期,原作者:王爽、甄霖、李文君、梁立。本次发表有改动。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